陈丹燕:不再有移民家庭的犹豫,上海是我家

  • 日期:09-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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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9 小人物说历史

  虽然从8岁开始就生活在上海,但是作家陈丹燕很长时期都没有自己是上海人的实感。她觉得自己只是生活在家附近的街道,认识的人也就同学、邻居,对这座城市并没什么认同。

  是什么促使她对这座城市发生兴趣,又是什么让她有书写动力并建构起“陈丹燕的上海”的呢?8月22日,在上海报业集团员工共享主题活动之“澎湃月”上,陈丹燕给出了回答。

  

  陈丹燕

  开始写上海是为了解决个人的精神危机

  跟上海很多家庭一样,陈丹燕也成长于一个移民家庭。直到上大学,受到同学的影响,她才开始说起不怎么地道的上海话。

  “当时并不认同自己是上海人,也根本不知道上海人应该是什么样,只是一种模糊的感觉。”那时候,陈丹燕也不觉得上海这个城市是属于她的。她所熟悉的只是家附近的几条街道、街坊四邻而已,但对这个城市并不熟悉。

  她从来没想过这个城市也会对一个移民家庭的孩子有深刻的影响。

  1992年,陈丹燕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德国国家青少年图书馆。这是第一次去欧洲,没想到在哪里邂逅了她遗失已久的童年上海,并且第一次感受到上海在她身体里的刻印。

  当时她在欧洲各地漫游。在德法边境的一座小城,她发现了小时候吃的一种用杏仁粉做的水果糖。她很惊讶,因为这种水果糖随着她的成长,已经逐渐在上海消失了。她就去问老板,对方说这是欧洲传统的水果糖。

  另外一件让她惊奇的事是她在这座小城的街道,看到一个小姑娘在玩跳房子。她的记忆一下被拉回到小时候上海的弄堂里,她也在玩,每个格子里都有一个词,最后顶端半圆里写的是“自由”。一打听,这个小姑娘的跳房子里写的也是自由,和她小时候在上海玩的一模一样。

  就是这两件事让陈丹燕在欧洲睁开了眼睛,她不断在欧洲的城市发现上海的痕迹,老虎窗、行道树、咖啡馆里的椅子,甚至街道间、房子间的距离,都有她童年记忆的影子。

  随后她在德国见到了一个在上海认识的朋友。朋友说每天最愉快的时间就是晚上去倒垃圾,可以就着星光回想少年生活。那时候他们都对欧洲充满向往,通过文学作品形成了一个欧洲的印象。但来了后发现完全不一样。陈丹燕随口说,我们向往的欧洲是大裙子、高帽子,现在满街都是美国球鞋、牛仔裤。谈到这,她忽然感到非常沮丧。

  “但是我在图书馆工作的非洲同事就完全没有这样的沮丧。这个沮丧显然是独属于我的,是我的精神危机。”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陈丹燕开始写上海,“非常个人化,只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。我天赋的职业是作家,一个重要问题不写下来是想不清楚的。”

  这就是她开始写上海最原初的动因,就是为了要搞清楚上海跟欧洲有什么相似之处,什么情况下上海的文化氛围影响了她这样在上海长大的人,让她对欧洲有了跟别人不一样的情感。

  没有市场催促的写作反而成了畅销书

  1992年的夏天,对陈丹燕来说,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夏天。她会在上海的街头到处寻找欧洲城市的影子。

  当陈丹燕发现她寻找的东西指向上海租界史的时候,她就去图书馆、档案馆找材料。那时没什么人对上海租界史感兴趣,这些材料静静地封存在藏书楼里,文件夹上布满灰尘,连帮她借书的人都一路打喷嚏。但她认为,这个情形是非常动人的。

  在这种沉潜于个人写作节奏的情况下,陈丹燕写了四年的专栏,并于1998年结集出版为《上海的风花雪月》。在她看来,在写专栏的过程中,对她最良性的推动是通过好奇心的驱使去找历史街道,发表后又有读者和编辑的反馈,这些都促进她去思考她长大的这座城市。

  “我写上海,是为了明白这城市在什么情况下影响了我的文化取向。最开始我能意识到的仅仅是她的街道、建筑和普通人的生活方式。”她看到,上海其实是一个折中主义的城市,包含了江南文化、租界文化以及1949年后的社会主义中国。

  陈丹燕喜欢上海的这种多元性,她觉得如果一个城市的文化和内涵比较单一,虽然面貌会更清晰,但无法成为写作对象。“能找到上海,我是非常幸运的。”

  

  活动现场

  “我想写个人视角里的时代变化”

  《风花雪月》成了畅销书后,有很多评论说它引领了上海的怀旧潮。

  这并不难理解。当时上海正在做第一次旧城改造,很多街区拆掉了。陈丹燕每天坐49路经过新民晚报大楼,站口对着一户人家,透过窗子,她看到室内满是一个男孩画的油画。这是她非常向往的一间屋子,一直想进去看看里面都是什么画。但在旧城改造中有一天就突然不见了。

  “当时真的觉得你的世界就没有了。再后来就是出租车司机不认识你家的路,你自己也不认识了。”在陈丹燕看来,在城市快速更新的进程中,人们一方面受惠于物质生活的改善,另一方面也积蓄了不安的情绪,这是她们那代人特有的心理焦灼。所以怀旧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,“这是保护自己不要有心理创伤的一个方式。也是这本书一直在销的原因。”

  “张爱玲曾说自己是普通人,但她生活在一个大时代里,所以就在那几条街道,也听到了历史的车轮滚滚。《风花雪月》也是如此,也不是全景的,就是几条街道几个人,我们也能看到整个城市极速地发展和极速地回归。”

  所以《风花雪月》出二版、三版时,都增加了上海五年、十年的变化。很明显,她写上海的初衷已经变了。她逐渐有了上海作家的意识,试图通过个人视角窥见整个时代的变化。

  她还记得在更新第三版时,贺友直逝世,他的外孙将外公的房子原封不动地保护起来,然后按照1:20的比例完全复制了一个,连墙上的霉斑、床板的拱起这些细节都一模一样。这让陈丹燕十分感慨:

  “写《风花雪月》第一版时都是拆房子,现在看到年轻人复原这样一件房间,你就能明白时代的转向。你看到城市渐渐开始要保护街道,保护老建筑,保护每个人的记忆。”陈丹燕觉得,这座城市已经不那么着急了,知道什么是更值得保护的了。

  “就像一个人在慢慢找回忆一样。”

  不爱自己生活的城市不会获得幸福感

  明年《风花雪月》会迎来新一次的修订,新的内容主要是她自己的变化。这个变化就是陈丹燕的父亲、姑妈和哥哥先后过世,在上海他们家有了墓地,将来她自己会也住进去。

  “有了墓地之后,我再跟别人说上海是我家就完全没有障碍了。”陈丹燕的家族墓地是树葬式的,中间一棵罗汉松,三个亲人骨灰盒埋在下面。“可能是受他们滋养,这棵罗汉松长得好好,看到它就像看到我的亲人一样,很亲切。”

  “他们进了这块土,滋养了在这块土上的树,所以我觉得这块土地是我的家。我不再有移民家庭的犹豫。”

  现在陈丹燕也会经常接触一些年轻的移民,大学毕业留在上海,有时候就会听到他们说,自己不喜欢上海,留在这里只是为了工作机会。

  “我觉得这样的人很可惜,如果他住在这个地方,他却不爱这个地方,那他的生活并没有那么幸福的。他可以出让自己的幸福来换得工作机会,他在内心一定是一个悲伤的人。”

  虽然从8岁开始就生活在上海,但是作家陈丹燕很长时期都没有自己是上海人的实感。她觉得自己只是生活在家附近的街道,认识的人也就同学、邻居,对这座城市并没什么认同。

  是什么促使她对这座城市发生兴趣,又是什么让她有书写动力并建构起“陈丹燕的上海”的呢?8月22日,在上海报业集团员工共享主题活动之“澎湃月”上,陈丹燕给出了回答。

  

  陈丹燕

  开始写上海是为了解决个人的精神危机

  跟上海很多家庭一样,陈丹燕也成长于一个移民家庭。直到上大学,受到同学的影响,她才开始说起不怎么地道的上海话。

  “当时并不认同自己是上海人,也根本不知道上海人应该是什么样,只是一种模糊的感觉。”那时候,陈丹燕也不觉得上海这个城市是属于她的。她所熟悉的只是家附近的几条街道、街坊四邻而已,但对这个城市并不熟悉。

  她从来没想过这个城市也会对一个移民家庭的孩子有深刻的影响。

  1992年,陈丹燕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德国国家青少年图书馆。这是第一次去欧洲,没想到在哪里邂逅了她遗失已久的童年上海,并且第一次感受到上海在她身体里的刻印。

  当时她在欧洲各地漫游。在德法边境的一座小城,她发现了小时候吃的一种用杏仁粉做的水果糖。她很惊讶,因为这种水果糖随着她的成长,已经逐渐在上海消失了。她就去问老板,对方说这是欧洲传统的水果糖。

  另外一件让她惊奇的事是她在这座小城的街道,看到一个小姑娘在玩跳房子。她的记忆一下被拉回到小时候上海的弄堂里,她也在玩,每个格子里都有一个词,最后顶端半圆里写的是“自由”。一打听,这个小姑娘的跳房子里写的也是自由,和她小时候在上海玩的一模一样。

  就是这两件事让陈丹燕在欧洲睁开了眼睛,她不断在欧洲的城市发现上海的痕迹,老虎窗、行道树、咖啡馆里的椅子,甚至街道间、房子间的距离,都有她童年记忆的影子。

  随后她在德国见到了一个在上海认识的朋友。朋友说每天最愉快的时间就是晚上去倒垃圾,可以就着星光回想少年生活。那时候他们都对欧洲充满向往,通过文学作品形成了一个欧洲的印象。但来了后发现完全不一样。陈丹燕随口说,我们向往的欧洲是大裙子、高帽子,现在满街都是美国球鞋、牛仔裤。谈到这,她忽然感到非常沮丧。

  “但是我在图书馆工作的非洲同事就完全没有这样的沮丧。这个沮丧显然是独属于我的,是我的精神危机。”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陈丹燕开始写上海,“非常个人化,只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。我天赋的职业是作家,一个重要问题不写下来是想不清楚的。”

  这就是她开始写上海最原初的动因,就是为了要搞清楚上海跟欧洲有什么相似之处,什么情况下上海的文化氛围影响了她这样在上海长大的人,让她对欧洲有了跟别人不一样的情感。

  没有市场催促的写作反而成了畅销书

  1992年的夏天,对陈丹燕来说,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夏天。她会在上海的街头到处寻找欧洲城市的影子。

  当陈丹燕发现她寻找的东西指向上海租界史的时候,她就去图书馆、档案馆找材料。那时没什么人对上海租界史感兴趣,这些材料静静地封存在藏书楼里,文件夹上布满灰尘,连帮她借书的人都一路打喷嚏。但她认为,这个情形是非常动人的。

  在这种沉潜于个人写作节奏的情况下,陈丹燕写了四年的专栏,并于1998年结集出版为《上海的风花雪月》。在她看来,在写专栏的过程中,对她最良性的推动是通过好奇心的驱使去找历史街道,发表后又有读者和编辑的反馈,这些都促进她去思考她长大的这座城市。

  “我写上海,是为了明白这城市在什么情况下影响了我的文化取向。最开始我能意识到的仅仅是她的街道、建筑和普通人的生活方式。”她看到,上海其实是一个折中主义的城市,包含了江南文化、租界文化以及1949年后的社会主义中国。

  陈丹燕喜欢上海的这种多元性,她觉得如果一个城市的文化和内涵比较单一,虽然面貌会更清晰,但无法成为写作对象。“能找到上海,我是非常幸运的。”

  

  活动现场

  “我想写个人视角里的时代变化”

  《风花雪月》成了畅销书后,有很多评论说它引领了上海的怀旧潮。

  这并不难理解。当时上海正在做第一次旧城改造,很多街区拆掉了。陈丹燕每天坐49路经过新民晚报大楼,站口对着一户人家,透过窗子,她看到室内满是一个男孩画的油画。这是她非常向往的一间屋子,一直想进去看看里面都是什么画。但在旧城改造中有一天就突然不见了。

  “当时真的觉得你的世界就没有了。再后来就是出租车司机不认识你家的路,你自己也不认识了。”在陈丹燕看来,在城市快速更新的进程中,人们一方面受惠于物质生活的改善,另一方面也积蓄了不安的情绪,这是她们那代人特有的心理焦灼。所以怀旧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,“这是保护自己不要有心理创伤的一个方式。也是这本书一直在销的原因。”

  “张爱玲曾说自己是普通人,但她生活在一个大时代里,所以就在那几条街道,也听到了历史的车轮滚滚。《风花雪月》也是如此,也不是全景的,就是几条街道几个人,我们也能看到整个城市极速地发展和极速地回归。”

  所以《风花雪月》出二版、三版时,都增加了上海五年、十年的变化。很明显,她写上海的初衷已经变了。她逐渐有了上海作家的意识,试图通过个人视角窥见整个时代的变化。

  她还记得在更新第三版时,贺友直逝世,他的外孙将外公的房子原封不动地保护起来,然后按照1:20的比例完全复制了一个,连墙上的霉斑、床板的拱起这些细节都一模一样。这让陈丹燕十分感慨:

  “写《风花雪月》第一版时都是拆房子,现在看到年轻人复原这样一件房间,你就能明白时代的转向。你看到城市渐渐开始要保护街道,保护老建筑,保护每个人的记忆。”陈丹燕觉得,这座城市已经不那么着急了,知道什么是更值得保护的了。

  “就像一个人在慢慢找回忆一样。”

  不爱自己生活的城市不会获得幸福感

  明年《风花雪月》会迎来新一次的修订,新的内容主要是她自己的变化。这个变化就是陈丹燕的父亲、姑妈和哥哥先后过世,在上海他们家有了墓地,将来她自己会也住进去。

  “有了墓地之后,我再跟别人说上海是我家就完全没有障碍了。”陈丹燕的家族墓地是树葬式的,中间一棵罗汉松,三个亲人骨灰盒埋在下面。“可能是受他们滋养,这棵罗汉松长得好好,看到它就像看到我的亲人一样,很亲切。”

  “他们进了这块土,滋养了在这块土上的树,所以我觉得这块土地是我的家。我不再有移民家庭的犹豫。”

  现在陈丹燕也会经常接触一些年轻的移民,大学毕业留在上海,有时候就会听到他们说,自己不喜欢上海,留在这里只是为了工作机会。

  “我觉得这样的人很可惜,如果他住在这个地方,他却不爱这个地方,那他的生活并没有那么幸福的。他可以出让自己的幸福来换得工作机会,他在内心一定是一个悲伤的人。”